米塞斯凭着犀利独到的眼光，准确预言了大萧条。他还准确预言了法西斯的上台，被迫在花甲之年流亡。米塞斯活到了92岁，门下弟子大师云集。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

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奥地利经济学家，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以降对市场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人。

米塞斯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一战后，米塞斯力挽狂澜，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奥地利的饥荒和动乱。但是，由于阻挡了“公有制的脚步”，他遭到好友的报复，并且成为全民公敌，自此一生颠沛流离。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米塞斯在其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 

而他以一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米塞斯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者。如他里程碑式的巨著《人的行为》所示，米塞斯以人的行为构建其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统一分析各种微观宏观的经济现象，乃至统一分析所有的社会现象。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经济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米塞斯作为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派公认的理论大师和精神领袖，功绩最为突出。学界公认，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巨著《人的行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集大成之作，为该学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米塞斯通过这部巨著，使奥地利经济学派走出经济学的学科围墙，将理论生命牢牢扎根于社会民间，重又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人的行为》是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成就之一，为经济学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的行为学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米塞斯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的行为》一书中，他也专门撰写了战争经济学章节，论述了人类的和平之路。

在经济学文献中，《人的行动》是屹立不倒、独具一格的经典之作。不限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有越来越多的其他人继续阅读和认真对待米塞斯的这篇精彩研论，把它当成理解自由社会本质和市场经济运转原理的基石。 由于全面重创了美国经济、使之迄今尚未完全复苏的2008 - 2009年经济危机，在要求实现不同形式和程度政府中央计划的“社会民主主义”呼吁死灰复燃之后，这本书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中，获得了更非凡的现实性和重要意义。几乎贯穿《人的行动》全书的经济推理和公共政策分析，在当今时代，仍然像1949年9月14日第一版在书店上架时一样适时。（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挑战的问题仍然主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政策话语。） 该书出版几天后，著名自由市场记者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在《新闻周刊》专栏中评论了《人的行动》。为了强调了这本书的重要性，他这样告诉读者， “这本书注定要成为经济学进步中的一座里程碑（…）简而言之，《人的行动》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最不妥协、最严谨合理的陈述（…）它应该成为所有对自由有信心、信奉个人主义的人最重要的文本。这些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在为大众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不仅把任何政府计划体系都远远抛在后头，还促进和保障了一切文明最终所依赖的知识、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而任何集体暴政对此都是无法胜任的。”

人类进步的关键关于社会学领域的主题和方法应该是什么，如果撇去充满争议的历史和众多相互矛盾的概念，那么这样说就不无道理：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还是划时代的社会学家之一。 在社会学家这个术语最恰当的意义上，米塞斯在传统的苏格兰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的基础上，系统建立了“社会科学”。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始于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它们是理解社会的起点：人作为一种有目的、处于行动之中的存在，他赋予周围世界特定的意义，选择所欲的目标，决定对实现这些目标可能有用的手段，并采取耗时的行动步骤，试图达成他期待的计划。 人类通过他们成型的能力——推理、概念化、想象可能的未来以及设想将其变为现实的方法，超越了动物般的存在。但是，单就人自身而言，脑力和体力都是有限的，不足以取得超出基本生存所需的任何成就。米塞斯坚定地主张，人类境况改善的最大关键，在于人类发现了可能来自劳动分工的好处。通过劳动分工，人们可以专注于各自的任务，并通过合作交往相互促进，缓慢但踏实地增进了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让标志着“文明”的种种文化元素丰富起来。 但人类如何合作——通过掠夺、征服还是和平贸易？人们花了数千年时间，才偶然发现以市场为基础的合作优于以政治为依托的权力和特权。由于劳动分工制度的规模扩大，生产和贸易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必须产生一种方法，让新出现的供求关系的参与者能够知道怎样做和做什么。

政府干预和货币操纵与此同时，米塞斯证明了对于市场经济任何零碎的政治干预体制的内在矛盾。对企业家决策的价格控制和生产限制，给供求关系带来扭曲和失衡，限制了资源为消费者服务的最有效利用。留给政治干预者的选择，要么是引入新的控制和管制措施，以弥补之前干预造成的扭曲和失衡，要么是废除现有的干预主义控制和管制措施，让市场再次变得自由放任和充满竞争。一套零敲碎打的干预措施，紧接着另一套，这条路径让政府扩张从逻辑上变得不可扼止，最终导致整个经济处于国家管理之下。因此，一贯采用的干预主义，可能会通过一道非意图的后门，渐积渐累地走向全面公有制计划经济。 在米塞斯看来，政府干预最有害的形式是对货币体系的政治控制和操纵。相左于乌托邦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米塞斯并不认为商业周期经历的波动，是自由市场经济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起伏不定，是政治干预货币和银行业的结果。米塞斯认为，这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在种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下，政府垄断了对货币体系的控制。他们利用这种能力，靠印钞机或银行账簿，凭空创造货币，为政府赤字融资，人为降低了利率，以刺激不可持续的投资繁荣。这种货币扩张，往往扭曲了市场价格，误导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投向，造成资本的不当投资。货币和银行信贷的人为扩张导致的通胀性兴奋，为最终的经济低迷埋下了伏笔。通过扭曲利率（借贷市场价格），货币当局使储蓄和投资失衡，不可避免的矫正就成了必要。 货币当局一旦放缓或停止货币供应的任何后续增加，商业周期就步入「萧条」或「衰退」阶段。失衡和扭曲暴露出来，某些投资项目必须作为损失减记或注销，伴随着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重新分配，以便另谋有利可图的就业出路，有时候还伴随着工资和物价的大幅调整和下跌，好让供求恢复到正常的秩序。 凯恩斯主义的错误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在二战后几十年里，一直主导着经济政策的讨论，其基础是对市场经济运转方式的根本误解。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用于解释长期高失业率的原因）让注意力偏离了低于充分就业的真正根源：处在供应端的生产者和工人未能给他们的产品和劳动力定出潜在需求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水平。失业和闲置资源是定价问题，而不是需求管理问题。米塞斯认为，从根本上讲，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比如工会不愿适应供求现实以及在市场中真正被认可的价值的一套理由而已。因此，米塞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干预主义政策（包括货币操纵）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彻底的、不受妨碍的自由市场经济，包含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如金本位），是无可替代的。无论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干涉主义政策，都是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行、不稳定的替换方案。 米塞斯坚持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捍卫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乃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社会合作体系，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和个人选择空间，并同时产生了以最富经济合理性的方式协调数亿兆人行动的制度手段。 不幸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苏解体之后，市场经济对集体经济的明显胜利，基本上最终成了一种幻觉。西方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缩小它们的规模，也没有减少对公民经济事务的干涉。干预主义-福利型国家依然健在，并随着替整个再分配体系慷慨付钱的政府债务而处于持续的扩张状态。 金融危机及其干预后果 在美联储21世纪初的货币灾难之后，货币政策再次产生了失衡和扭曲，导致了2008 - 2009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不久之后，“昔日凯恩斯幽灵”又回归了。重新平衡和重新协调受到误导的资源和投资不当的资本，使其完全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尽管是眼前不可避免的需要，以政府开支和预算赤字“刺激”经济走出衰退，再次被坚持了下去。

重点仍然放在“总”产出和就业，这总是掩盖了作为市场进程核心的基础微观经济关系。如果不让价格体系如实地反映供求状况，那么众多市场参与者如何能够辨别在过去货币和利率操纵的压力下所犯的市场错误位于何处、程度如何？也就是说，在先前的繁荣时期，资源被错误配置和错误定价的程度如何；或者，以人力、物质和储蓄支撑的财务基金，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重组，以恢复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被正确理解的）充分就业的经济。 经济恢复期延长了近十年，比二战结束以来大多数景气后调整期都要长。在劳动分工社会体系中，当经济计算的关键工具，受到政府救助、补贴、价格下限、资本市场干预以及持续货币操纵和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这些都可能给资本和劳动力造成新的误导，并带来新一轮景气-萧条周期的风险）等因素的损害时，人们怎么能知道该做什么以及从何处入手呢？ 在2008-2009经济衰退之后不久，不断有意见说，许多银行大而不能倒，存款人的各类银行账户需要得到保护和保障，让金融市场自行适应景气后时代的萧条现实，后果太过于沉痛。事实上，米塞斯在1928年专著《货币稳定和周期性政策》中对这些意见做出了回应，甚至在大萧条开始前，他就警告了今天所理解的“道德风险”，也就是，对市场中所犯错误的政府救助有加剧坏决策反复发生的危险。 无论如何，为银行利益进行干预的做法，让银行在危机中资不抵债，为这些银行的客户利益进行干预的做法，中止了市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本可以阻止扩张以新一轮景气及随后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形态回归。如果银行毫发无损地摆脱危机，或者只是略有削弱，那还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再次试图人为降低贷款利率和扩大流通信用？如果任由危机无情地发展下去，导致无法履行义务的企业被摧毁，那么所有企业家——不仅是银行还有其他商人——在今后发放和使用信贷时，都会表现得更加谨慎。相反，舆论赞成在危机中提供援助。然后，不等糟糕的时期结束，银行就在刺激下开始新一轮流通信用扩张。

米塞斯的警告

在那个年代出现了政府扩张的巨大转变，这引导着米塞斯写作《人的行动》，今天依然如此，我们看到政府的介入和对于社会生活统治地位的扩张，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和能源部门以及金融和资本市场。 但是，为了给手越伸越长的政治家长主义不知餍足的最新馈赠掏钱，这一切资金都是从哪里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奥地利，米塞斯亲眼目睹并解释了无限制的政府支出的后果，这最终导致了“吃光种子”——资本消费。米塞斯在《人的行动》的字里行间警告了这种危险和事实：奉行干预主义的福利国家必然会在某一时刻耗尽财富积累的“储备基金”，之后资本消费将成为继续支撑再分配国家财政需求的唯一基础。那些目前在华盛顿掌权的人，似乎执意要在未来几十年内带来这一恶果。 《人的行动》的持久价值和重要意义 《人的行动》的“前身”是出现在1940年的德语版作品中。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写了书评，强调了它的惊人特质： “全书视野广阔、知识渊博，更像出于18世纪哲学家，而非当代专家之手。然而，或正因如此，本书从头至尾，令人深感到既贴近现实，还不断从学术探讨出发，唤醒我们对身处的这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思考。（…）它涵盖的内容广泛，从人类行动所有科学研究呈现的最一般哲学问题，到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均有涉猎。（…）其结果是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统一体系。作者对历史和当代世界惊人的知识，也正是在本书，比在别处更有助于阐明他的论点。” 自1949年《人的行动》首次面世以来的这些年头，丝毫没有削弱哈耶克解释的有效性。的确，当今世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给米塞斯这篇研论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实意义，而上个世纪的其他作品罕有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的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阅读，而非仅仅成为尘封书架的众多“经典”之一的原因。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从《人的行动》当中发现和重新认识这些永恒真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念就能很好地协助我们，抑制住我们眼前这股危险地通往愈来愈强大“利维坦”国家的日益高涨的时代洪流。然而，不少奥派爱好者在理解米塞斯人的行为原理时存在困难，主要是被米塞斯先验的方法论困住了，花费了许多时间精力去讨论先验的含义，或者讨论“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总是不明所以，不明觉厉。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米塞斯自己是怎样讲解他的人的行为原理的，《自由市场及其敌人》系列讲座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一共分为九讲，讨论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唯物史观， 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等问题。这些主题涉及面很广，乍看来，互相之间似乎也没有太大关联，但米塞斯却能顺理成章地将其统一在人的行为原则之下。需要注意的事，米塞斯在整个系列讲座中没有反复强调先验的方法，只是稍加提及。“经济学事实的来源是人自身的理性，也就是认识论上我们所称的先验知识（a priori knowledge），是一个人已知的知识。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a posteriori knowledge）不同，后验知识来自于经验。”而且米塞斯明确地说，他无意于介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关于人的行为理论，米塞斯也没有长篇大论地阐述，他简单地谈到：

在历史或人的行为领域中，情况则不同。在此，我们能将我们的知识追溯到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东西；我们可追溯行为的动机。人的行为意味着人致力于确定的目标。人的行为领域中作为“极据”的这个点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个人，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并对运用何种方式以实现其选定的目的有明确的观念，受此激励而行动。这种“极据”即是个性（individuality）。

虽然只有寥寥几言，但米塞斯提出了最关键的要点：“极据即是个性”，也就是说，人与人是不同的，而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这就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特征。

米塞斯在这一系列讲座中，将人的行为原理融入了所有的具体问题讨论之中，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却又贯彻始终，无处不在。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问题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前三讲中米塞斯讨论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重点批判了孔德的观点。在社会科学的规律主要是经济学的规律被发现以前，几千年来，无论是柏拉图这样伟大的哲学家，还是目不识丁的凡人，莫不认为权力是无所不能的，掌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最多只是受到道德的约束。良好的社会则全是贤明统治者的功绩，辅弼明君是学者的最高理想，至于一般的老百姓，不过是棋盘上的一枚枚棋子，是宏伟建筑的一块块砖头，没有思想，即使有也无足轻重。另一方面，长久以来，人类社会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人们的生活普遍困苦而悲惨，几千年来，都挣扎在温饱线上。

但经济学理论改变了这种观点。经济学发现，人们无需掌权者发号施令，就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换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人的行为的成果，是每一个普通人行为的成果。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并选取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推动了生产和创新，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完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

经济学的成就引人注目，为全新的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却有人，米塞斯特别提到的是孔德，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混为一谈，认为科学的特性就是要能精确地测量，通过定量化的分析进行预测。这种观念的影响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孔德显然没有理解，在社会科学中“极据即是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不能完全量化解释的，因此社会科学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原子量，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测出原子量，这一数据确定的，放之四海而不变。但在社会科学中没有这样的确定性，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和选择。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考虑人的个性，而将人视为同质的存在，视为自然界的物体，这其实是倒退回了发现社会科学之前的状态，相应地，也必然会引起人类社会的倒退。

唯物史观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历史发展的问题。如前所述，根据人的行为理论，正是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社会发展的历程因此而具有不确定性。对于历史，我们只能在事后结合当时的种种情况进行理解，既不能像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那样，精确地定量分析每一种相关因素，也无法在事前做出准确的预测。

如果忽视人的个性，忽视人的个体存在，而认为人完全被外部条件所决定，就可能得出某种确定的“历史规律”。比如，黑格尔就认为，历史是在一种名为“Geist”的实体，即“精神”或“思想”的推动下发展的。

唯物史观则是另一种预测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与黑格尔不同，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推动人类经历不同的连续的历史阶段。最后阶段之前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后，不可抗拒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将会到来。因此，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是由历史力量所决定的。

但是，物质生产力是怎样驱使个人行动，使得某一特定的不可抗拒的目标获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致力于不同的目标。对此，唯物史观主张，不管人们做什么，他们最终都会产生物质生产力想要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物质生产力独立于人们的意愿产生了一定的法律和制度结构，称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在生产关系之外存在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艺术、文学、科学、宗教，等等。这些上层建筑是现有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当物质生产力变化时，不可避免会带来独立于人们意愿的社会机构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也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

然而，这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物质生产力？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表现为生产工具，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表现为生产工具的进步，比如，封建社会对应手工磨坊，资本主义社会对应蒸汽机，等等。但矛盾之处在于，生产工具不是独立于人类心智而出现在宇宙中的。它们是人类思想和观念的产物——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且，这些工具只有在社会条件允许时才能被引入实践，比如，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才可以采用与使用近现代的生产机器。既然生产工具是人类心智的产物，那么生产工具代表的物质生产力又怎么能独立于人们的意愿而发展呢？又怎么能有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历史呢？

第二个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在给定的生产关系下，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历史规律的约束，必然根据其阶级利益进行思考，由此而最终产生物质生产力发展所确定的结果。但是，事实上有些人的个人利益与其阶级利益相反。如果阶级利益不同于一个人自身的利益，为什么他应该根据其阶级利益思考？比如说，很多为无产阶级代言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既然存在这种情况，该如何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代表哪个阶级呢？真正的阶级利益又是什么呢？

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第六章至第第九章讨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从人的行为理论分析，货币和利率都是市场现象，也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而非独立于人的存在。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曾描述了货币起源的思想实验，人们如何在自愿的交易中选择了广泛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货币，这也被认为是自发秩序的经典例子。可见，货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人们认为一定量货币能换到些什么，货币本身尤其是纸币并不是财富。

利率则是取决于不同时间偏好的人之间的互动。比如说，某人不急着用钱，他现在可以马上借给别人100元，只要他一年后至少能得到103元。而另一个人急着用钱，愿意以一年后103元或更高的价格换得现在的100元。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可以达成一种交易。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时间偏好同样是建立在对货币能换到什么的评估基础上的。人们所在意的不是货币本身，而是货币能换到的东西。

然而，引发经济危机乃至经济崩溃的原因正是在于经济决策者不理解货币和利率是市场现象，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从而不能将之从市场行为中剥离出来，不能为所欲为地操纵货币量的大小或利率的高低。他们要么像酗酒或吸食毒品一样，痴迷于通货膨胀，认为这就可以取之不尽地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其实却是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财富，最终难以为继；要么希望人为地压低利率，刺激投资，由此带来永久的繁荣。但人为压低利率是扭曲了市场信号，诱使市场主体做出错误的决策，产生普遍的不当投资。这样的繁荣过后，就是泡沫破灭的萧条。由此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错误的经济理论导致的错误经济政策的产物。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的行为原理并不是什么令人费解的抽象理论建构，而是我们理解社会现实的实用基础。米塞斯的讲座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看似天马行空，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人的行为，把握了个性这一极据，无论多么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或理论，都能拨云见日，举重若轻，直达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