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华社报道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这次被视为脱离常规的全会已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二十届三中全会，比惯例晚了将近一年，在确认召开日期前，国际舆论的揣测和分析纷纷扬扬。

「我认为市场不应过度解读延迟。」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经济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表示，首先，时间上仍然符合《党章》规定的在一年内至少召开一次全会的要求（二中全会在去年2月召开），所以并没有问题。 其次，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领导人自然会慎重考虑召开一次重点讨论未来5-10年改革方向的会议。

位于欧洲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亚历山大·戴维认为，对于Xi而言，今年比去年时机更好。 他表示，去年Xi开始第三任期时，中国经济仍未走出疫情的阴影，而后Xi的权力得到巩固，这使他能够等待时机，只在经济环境好转时才选择召开会议，这或许能为决策者赢得时间，为中国经济制定新的指导原则。

1、核心议题

本次三中全会会提出什么核心议题？ 受访学者提及最多的词是「新质生产力」。

「由『新生产力』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必将占据重要位置。」 亚历山大·戴维（Alexander Davey）表示，这也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呼应，当时邓提出了解放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筑了允许资本主义活动的框架。

这个词汇在去年9月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语境中，今年3月两会期间开始热炒，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

新概念提出后，对它的解释则广泛而模糊——

新华社发文阐释称，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

《人民日报》发文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但在三中全会前夕，学者更多把「新质生产力」放到国际竞争的框架中观察。

徐天辰表示，（三中全会的）改革将围绕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展开，由此中国将加大力度发展「新优质生产力」，并将其作为首要议程。 这将有助于中国巩固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并减轻西方收紧出口管制的影响。

在香港一场公开活动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涵应该是，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后，能够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改革。

此外，在中长期来看，中国也需要关键性的经济结构转型。

​亚历山大·戴维向BBC分析，中国经济正处于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 他估计，此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在于Xi是否发出了继续坚持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的信号。 如果成功，不仅能将中国转变为高收入经济体和全球科技领导者，还能提供资金解决目前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的许多问题（如地方政府债务、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2、可能触及的领域

经济学人智库（EIU）在发给BBC的报告中，列举了八个可能在三中全会出现的具体议题：延迟退休、财政改革、保障民营经济、放松土地制度、新税制（房产税、财产税等）、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等）、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

该机构按照这八个议题出现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进行打分和排名。

按可能性，财政改革、保障民营经济两项并列最高；延迟退休、放松土地制度、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四项并列其次；新税制再次；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则排最后。

按影响力，延迟退休排第一；财政改革、新税制、激进的促进政策并列其次；保障民营经济、放松土地制度，排名再次；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排名最后。

从该机构的分析来看，综合而言延迟退休和财政改革是两项关键，无论可能性和影响力都极高。

EIU称，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表现为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以及快速老龄化。 但由于财政拮据，不可能大幅增加对新生儿父母抚养子女的直接财政支持。

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将主要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 EIU的基凖假设是在10-15年内分阶段尝试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男性目前60岁退休，女性目前55岁）。

财政改革也可能是一个重要议题，目的是加强地方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然而，由于政府在开征房产税等新税时小心谨慎，整体财政状况仍将吃紧。

EIU认为，如果不增加税收或国债，不足以解决公共财政普遍紧张的问题。 因此，此次三中全会上政府将有动力促进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名义GDP增长的财政收入增长，但同时也会谨慎行事，以免进一步削弱本已脆弱的家庭和企业信心。

3、中美竞争重于一切？

这些议题也显示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时完全不同：

在外部，当时中美基本完成建交谈判，很快进入第一个十年蜜月期; 当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时常面临新的制约。

在内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40多年后，面临问题的复杂度和民众期待都已不同，BBC此前的报道中曾引用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的分析——当中国人把1978年的经济当做基凖线，那么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好了，没有人想回去。 但过了几年，大家的基凖线可能是2000年，或者2010年。 那肯定会有人感觉被抛下，会不满。 在美国选上特朗普的人，就是被抛下的，他们的收入在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增长。 在英国投票脱欧的人，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被抛下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历山大·戴维指出其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Xi和中共希望「增加公众从改革中的收益」; 另一方面，中国举全国之力进行创新，以克服特定技术瓶颈，这是中国在中美竞争中不败的关键。 这意味着社会发展改革（如户口改革、土改和房产税）的优先级被中美竞争所取代。

宋林则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与美国的竞争并不正确。」

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不一定是竞争的输赢，也有合作的空间。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过去的许多增长动力正在减弱，必须看到支持提升附加值、推动突破性创新、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 这些将是未来5-10年最重要的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指出，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唯一途径是，打包一大堆各种改革一起推出，三中全会就是这样一个好平台，那么你在这些地方得一些，在那些地方失一些，让它在政治上有吸引力，换言之，要「让每个人不开心的程度保持在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