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拓展海外市场，这既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展现，也是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然而，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尤其是吸取日本企业全球化尝试中的教训，成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杜道明（Dominique Turpin）在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上表示：“中国和日本有很大不同。但我认为中国人可以从日本的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

杜道明指出，尽管中国与日本在经济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日本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误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极具价值的前车之鉴。

当前的紧张局势集中在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之间的新能源贸易上，两国均宣布提高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这让人想起了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汽车出口遭遇的敌意。

杜道明表示，西方世界低估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当创新与中国的规模经济相结合时，无论一个行业获得多少补贴，单位生产成本都可能很低——这正是欧盟和美国反对中国在电动汽车市场发挥作用的焦点。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业因缺乏全球视野和对本地市场的深度理解，遭遇了西方市场的强烈抵制，这一历史背景与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美市场面临的关税壁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企业在推进全球化战略时，必须警惕重复同样的错误，学会在全球化思维指导下，更加灵活地适应不同市场的规则和需求。

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转变。杜道明强调，日本企业全球化失败的一大原因在于未能充分信任并融入当地，过于依赖本国的运营模式和管理层，忽略了本土化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公司，应该超越文化的界限，不以员工的国籍为考量标准，而是看中他们的能力和对市场的理解。正如他所言，“一家全球性公司就是一家不再关心人们护照颜色的公司”。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走得更远的关键。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中国企业的先行示范。比亚迪决定在匈牙利设立电动汽车制造厂，不仅标志着中国车企首次在欧盟建立乘用车生产基地，更是企业全球化战略中本地化思维的体现。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公司不仅能够绕开贸易壁垒，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缓解政治压力，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

此外，杜道明还提到，中国企业应当学习小国企业的管理智慧，如丹麦的乐高、马士基和诺和诺德等，这些企业虽然来自人口和市场规模有限的国家，却凭借卓越的管理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企业而言，如何在规模与效率、控制与信任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全球化管理中的重要课题。在策略上，杜道明教授援引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企业在面对发达市场障碍时的策略调整。

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重重挑战，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选择转战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根据墨西哥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汽车占墨西哥所有汽车销量的19.5%，而2019年仅为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