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基础源于俾斯麦的社会国家理念,这一理念最初用于在政治层面对抗社会主义者,但正如俗话所说,“地狱里满是好意”。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强制性的意外、健康、残疾和老年(养老金)保险。他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并解释说所有措施都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必须适应更多的社会主义。他的目的是使工人更加依赖国家和他本人,即通过国家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打造一个依赖性人口。这一理念旨在生成依赖和忠诚,这是德国政府称霸欧洲所需的。他认为让70万领取国家养老金的人口,尤其是那些失去不多却误以为通过公共养老金获益颇多的人,对国家是一种优势。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解释说,将人类视为创造性行动者的观念,引出了一个伦理原则:每个人都有天然权利占有自己创造的成果。这一基本原则使市场经济成为可能,而国家干预主义却对此构成攻击。福利国家未能遵循这一伦理原则,导致其作用的各个领域普遍缺乏协调和失衡,阻碍经济发展。对人类创造力的攻击也意味着福利国家创新缓慢,在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总是落后于竞争者。
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从多个角度阐述了社会民主的后果。19世纪,选举权逐步扩大,到20世纪初,男性普选权,后来是女性普选权,逐渐普及。20世纪,义务兵役几乎普及,税收、债务和公共就业增加。金本位被摧毁,代之以法定货币,储蓄率停滞,知识精英的培养和公共教育质量下降。但犯罪率、依赖性、结构性失业、寄生现象、精神病态和享乐主义却增加。如前所述,原因在于对公众来说,政府适度行事只有弊端。接受没有回报的补贴,未来没有提高生产力的激励。因此,生产活动和长期预测下降。重新分配税收对最有生产力的人征税,剥夺他们的生产激励,导致公民社会的幼稚化和道德堕落。
詹姆斯·巴塞洛缪(James Bartholomew)在其著作《我们身处的福利国家》中最好地诠释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展示了其在英国的演变。他展示了20世纪初群众穿着西装去看足球比赛,或1950年代赛艇比赛获胜者礼貌地与对手握手。相比之下,2000年代,获胜者做出不雅手势,足球比赛充满醉酒和暴力的流氓,穿着运动服。他还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私人慈善捐款占工资的10%左右,而如今仅为1%,以及现在25%的英国人依赖政府补贴。
巴塞洛缪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如何从1834年起蓬勃发展,源于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32年关于《济贫法》的报告——该法律保障免费食物和住宿,导致寻找工作的激励减少,催生腐败和犯罪文化(即所谓的“流氓”文化)。但政府并未吸取教训,1911年,丘吉尔成功引入国家失业保险,尽管现实是1200万受保人中有1000万已通过友好社团或工会获得保障。这些法律越来越普遍,再次鼓励了失业。
在社会层面,失业使自杀未遂增加十倍,是抑郁和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不文明和犯罪行为也是如此,尤其是年轻人。例如,在北爱尔兰,发现青少年如果不工作或学习,犯罪可能性高出一倍。然而,不文明不仅表现为犯罪。例如,在伯明翰发现,男性更可能咒骂和威胁,而女性更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如不让座给孕妇。
巴塞洛缪还解释了NHS(英国公共医疗服务)和公共教育的问题。他谴责NHS的漫长等待名单,以及它与公立大学一起导致医学生人数减少。公立学校因强制所有学生到16岁都必须上学,助长了行为问题学生的氛围,迅速形成一种帮派氛围,权力由最强者掌控。疏远和无聊的孩子很快变成不良少年,从欺凌同学开始。这意味着教师必须负责平息而非教学,往往没有成功。现实是,最贫困的人最终得到最差的教育和医疗。
养老金问题尤为突出,1905年60岁以上人口的养老金比例为14%,到2003年上升到57%,消除了储蓄的激励,总体上导致贫困。友好社团培养了责任感,创造了行善和体面生活的自然激励,而福利国家却消除了这种体面行事的责任,鼓励了不文明、破坏和违法行为。
詹姆斯·巴塞洛缪最后指出,1900年至1960年代初,非婚生子女比例在4-5%之间,而2010年代达到40%。1950年代,未婚有子女的年轻女性几乎没有社会福利,负担由她和家人承担,堕胎也是非法的,因此婚外性行为的激励较小。父母教育子女不要让任何女性怀孕,因为这可能毁了她,对她是灾难。相反,2003年,国家为单身母亲支付“生活工资”,并经常提供免费住房,而家庭只面临越来越多的税收负担。这带来严重后果,甚至涉及暴力。2001年,婚姻中的家庭暴力风险为0.2%,而同居为1.1%——高出5倍多。如果孩子的亲生母亲与未婚男性同居,孩子被虐待的风险高出30个百分点;如果是未婚同居夫妇,则高出20个百分点。此外,单亲家庭的孩子16岁辍学风险增加60%,16岁前发生性行为增加80%,15岁前吸烟或吸毒增加100%。
所有这些政策和趋势对穷人影响最大。例如,最低收入群体的离婚率比最高收入群体高150%。相比之下,已婚成年男性比单身男性更快乐、更健康,例如自杀可能性低一半,酗酒可能性低一半。如前所述,福利国家极大地伤害了穷人,使他们陷入失业和社会边缘化。因此,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穷人,就必须终结福利国家。
出处:Mises Wire 作者:Daniel Morena Viton 写于:202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