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鱿鱼游戏》的揭示了一个普遍而残酷的现实：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去追求一丝逆转命运的希望。这个寓言式的故事，放到现实生活中，很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明知风险，却依然冒险尝试，最后被迫加入了电诈组织。

沉重的债务、破碎的生活和对未来的绝望，电诈集团的受害者们就是《鱿鱼游戏》中的参赛者，他们被“轻松赢取巨额奖金”的诱惑吸引，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游戏。

他们大多处于贫困、失业或低收入的状态，缺乏其他选择。所以当一个看似高薪又容易的机会摆在眼前时，他们选择忽视潜在的危险，甚至自我欺骗。

近几年来，电信诈骗不但在中国，甚至东南亚愈演愈烈。去年，26名香港人被困东南亚的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诈骗集团的操作下，这些受害者从追求梦想变成了被压榨的工具。

从怀有明星梦的王星到越南的贫困青少年，受害者的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惊人的相似。梦想的诱惑、经济的压力，再加上虚假的承诺，使他们成为了电诈集团的猎物。

目前，不止缅北，包括柬埔寨都等国家都有华人经营的诈骗中心。Chi Tin 是一名越南人，被迫为在线赌博网站提供便利两个多月，他描述了对表现不佳的人的饥饿和折磨制度。“我被告知要听话工作，不要试图逃跑，否则我会被带到酷刑室。”

“许多公司都非常老练，拥有 IT、财务、洗钱等独立部门，”救援组织全球反诈骗组织的 Jan Santiago 说。“规模比较大的电诈集团就像公司一样，有培训、进度报告、配额和销售目标。”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为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机遇的同时，也导致了电诈的跨国扩张。泰国警方逮捕的中国大亨佘志江，他在缅甸的KK园被指控从事进行人口贩运。

很显然，电诈已经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这种程度的跨国犯罪需要区域性的合作和协调。东南亚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跨国应对机制，才能对这些犯罪集团形成真正的威慑力。

但仅靠打击并不足够。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正视背后的经济根源。电影《鱿鱼游戏》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参赛者从一开始面对死亡的恐惧——侥幸获得胜利——到最后自愿进入游戏。

电诈的背后，许多受害者与从业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分明。一些曾经被骗的人，后来反过来成为了电诈的实施者。这种转变，是经济压力、道德丧失和对社会不信任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必须纠正社会中系统性的经济不公正，不能让旧有受虐者演变成新施暴者，以社会弱势群体为目标。就像《鱿鱼游戏》一样，所有人不断的反复在一个恶的循环中。

王星是幸运的，因为有舒淇、姚晨、陈坤等数位一线明星为其发声。可剩下的49名中国人呢？谁又在为他们奔走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