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恶性事件的频发，常常被认为是个体对现状不满的集中表现。这些事件的根源不在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源于长时间的情绪累积。

当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感到压抑、委屈、失望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泄，便可能会走向极端。这不仅是情绪的问题，更是社会与经济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

2013年的电影《致青春》的情节中，女大学生小朱被超市经理污蔑偷窃，尽管最终学校让超市道歉了事，但这个过程让她感觉自己的人格被侮辱。

面对这种不公的对待，学校选择“息事宁人”的方式，试图用形式上的和解来淡化矛盾，却忽略了小朱情感上的伤害。这种“和稀泥”的处理方式虽然能够暂时平息问题，但忽略了受害者的真实感受，最终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悲剧的发生。

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在利益与稳定的考量下，常常出现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尤其当个体的诉求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的情绪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在贫富差距、就业环境和生活压力下，失意者往往会觉得被社会边缘化，便会产生愤怒与不满，最终就可能演变为无法控制的社会犯罪行为。

在许多社会冲突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医患矛盾、因债务问题而发生的报复社会行为、因生活压力而产生的家庭冲突，都是社会矛盾在经济生活中的投射。

再加上最近几年经济下行更凸显了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当问题无法通过合理渠道解决时，愤怒便成为人们唯一的出口。

这种现象犹如航班延误时的乘客不满。旅客因长时间等待而愤怒，有人以砸门、叫嚷等方式表达不满，而其他旅客则被这种情绪感染，开始模仿甚至扩大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连锁反应，传达了人们对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这种不满和愤怒不只存在于航空事件中，也在社会各个层面不断重演，形成了一种“不顾后果去抗争”的心理模式。

然而，暴力的发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值得担忧的是，当人们对外部环境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会将怒火发泄到更易控制的对象身上。这种迁怒现象不仅在个体情感上加剧了矛盾，还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信任和敌对的氛围中。

社会发展和个体的价值实现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经济增长优先的背景下，这种关系却逐渐变成了一种背离的状态。部分人得益于经济发展，而更多人则因发展带来的失衡而受挫，最终，愤怒便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情绪反应。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成长和生活环境被高速运转的经济活动给打破了。特别是最近几年，人们在对环境不满的情绪被持续积压，阴暗中的恶就开始滋生。

回想一下，中国曾经历过60年代的穷，70年代的乱，但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银行职员不满降薪和被辞退，就要在单位上吊轻生；开车被加塞，下车就是一顿暴打；家长不过是用手机拍照取证，就被保安棍棒伺候。他们大都是遭遇经济挫折后通过极端且违法的方式发泄情绪。

经济活动与公众利益的冲突总是难以避免。经济的震荡会加速社会的不平等和普通人的被剥夺感。而社会中的恶性事件往往又并非孤立的个案，是经济问题和个人情绪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选择暴力甚至威胁他人生命的方式对待问题都是极其错误且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