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经济的首要特征是极高的时间偏好（即专注于当下）。战争的进行要求将稀缺的资源--之前用于生产资本品或消费品的资源--重新分配给国家作战部队的动员和作战战备。正如米塞斯（Mises）所说，“战争只能用现成的商品来进行”。

战争的进行要求将稀缺资源——之前用于生产资本品或消费品的资源——重新分配给国家作战部队的动员和作战准备。正如米塞斯（Mises）所说：“战争只能用现有的商品来进行。”

因此，经济会重新调整并“缩短”了资本的整体结构，以优先生产即时可用的成品。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资本被迅速消耗。劳动力、资源和资本货物被导向消费品的生产，而不是资本结构中更长远的阶段，如前所述，这些阶段通常面向未来，旨在完善生产结构。整个资本主义结构被颠覆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解释说，

​「我们的贫困只有在战后才会完全显现。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看到机器早已破旧不堪、房屋只剩断壁残垣，土地荒芜一片，牲畜凋零殆尽，森林惨遭摧毁，战争的深远影响才得以充分显现。」

向以当下为导向的战争经济的转型，导致了萨勒诺（Salerno）所称的“退化经济”，这种经济不再为未来的繁荣而建设，而是为了当下对资本的破坏。战争意味着失去的机会、浪费的时间，以及放弃将资源用于真正具有生产性的替代企业。由于国家享有对资源储备的特权获取，它也摧毁了个人和私人公司更新这些储备的所有激励。

因此，资本的普遍减少是任何战争经济的逻辑结论。人们不禁会想到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我们看到的和我们看不到的——以及所有永远失去的机会和财富。同时，也无法不指出凯恩斯经济学的巨大虚伪，他们认为战争和物质破坏如果能带来生产和充分就业，就可以创造财富。

通过税收为战争融资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和向其人口借款来筹集实现战争目标所需的资金。在理论上，并不需要货币膨胀。

税收——相当于夺走了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有两种形式：减少个人的消费或减少他们储蓄的收入。这些选择反映了消费者时间偏好的变化：前者保持较低的时间偏好，后者则采取较高的时间偏好。在战时，第二种选择往往成为常态，因为个人自然不愿牺牲他们惯常的生活水平来维持储蓄能力。这导致经济中的利率上升，因为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可用储蓄减少。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由于税收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也限制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消费或储蓄的能力，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市场根据消费者需求有效分配资源的能力。税收对资本的利用效率低下，因为政府几乎没有有效分配资源的动机，而且政府的优先事项不一定与个人的优先事项一致。对资本的错误配置会损害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在战时尤为严重，因为政府决定通过提高税收来重新分配资本用于破坏目的。

萨莱诺（Salerno）还提到了替代税收的战争融资方式：没收除货币以外的不可再生商品。指的是动物、车辆、食物、衣物等，国家可能会从国民手里没收这些物品。本质上，这种手段与征税非常相似，但效果要差得多。证据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内战（1917-1923年）期间使用这种方式，其结果毫不意外地是灾难性的。

最后，在战时，税收的压迫性对民众来说显而易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战争对整个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显而易见，战争很快就会失去民心，耗尽平民和工人的热情。这可能会导致时局动荡，对国家来说危险的失败主义情绪。国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它正在与对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如全面战争所要求的那样。必须找到其他的融资方式。

通过货币膨胀为战争融资

通过通货膨胀，政府决定将其债务“货币化”，方法是将债券出售给中央银行。由于中央银行本身没有资金，它只需印刷新钞来购买这些债券。它可以在一级市场上直接与政府交易，或在二级市场上直接与商业银行交易。通过这种方式，中央银行家将凭空创造的货币注入经济，同时成为全面战争的主要资助者。

正如之前结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珍视的资本理论和货币计算理论所提到的，货币是经济中最具市场性的商品。作为货币计算的基础，它是“行动的指引星”，是指导企业家和其他个体进行交换的指南针，并使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结构得以延长。通过选择货币膨胀，国家首先寻求向民众隐藏战争过于明显的迹象。换句话说，就是掩盖利率上升、企业破产以及时间偏好大幅增加对经济的真实成本。

货币通胀完全扭曲了货币的本质，篡改了经济计算。国家将货币武器化，直接将其投入军事工业，而不是其他经济部门。这种货币投放造成的不平衡，以物价不均衡上涨的形式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正如米塞斯解释的那样，新印制货币的第一批受益者仍可以以前的市场价格，在通货膨胀导致价格上涨之前购买消费品。

货币膨胀完全扭曲了货币的本质，并伪造了经济计算。货币被国家武器化，直接导向军工业，而不是经济体的其他行业。这种货币注入导致的不平衡逐渐以价格不均衡上涨的形式扩散到整个社会。正如米塞斯（Mises）正确解释的那样，新印刷货币的首批受益者，仍然可以按之前的市场价格（即在价格因通胀上涨之前）购买消费品。

这种经济混乱在战时并不一定容易辨识，因为大规模流动性注入经济制造了虚假的经济繁荣。虽然通胀可能暂时刺激经济活动，但它实际上会加速资本消耗。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摧毁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因为储蓄和投资的真实价值不再与市场的经济现实相匹配。通胀将货币变成了一层面纱，一种“掩盖成本的工具，如萨勒诺（Salerno）对此恰如其分的描述。

战争经济：通往经济法西斯主义之路

因此，战争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这种干预以战争的紧急需求为理由。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干预在战后仍在继续。因此，用于资助战争的货币膨胀会导致萨莱诺所说的“经济法西斯主义”，即国家对经济的完全控制。

在战时，国家僭取了所有关键决策的权力，不仅限于货币事务，还包括税收和生产。全球战争经济最终演变为一个完全计划的经济体，按照其最初定义的“法西斯经济”：决定生产什么的不再是私营公司，而是国家为它们做出决定。向法西斯经济的转变往往与一个全能国家的建立相辅相成，全能国家通常以警察国家的形式出现，这种国家需要吸纳、没收并将社会的所有可支配资本和收入重新导向战争努力。

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臭名昭著的兴登堡计划。该计划要求全面经济动员，以优化德国有限的资源。军工生产的增加自然是以牺牲平民消费为代价，并通过对民众实施配给来实现。作者冈特·赖曼（Günter Reiman）将这种体系描述为“吸血鬼经济”，它在永久和全面的战争中，不可避免地耗尽社会的全部资本。

这正是《货币：健全与不健全货币》中这一丰富章节的要点：一个为全面战争而准备的战争经济，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消灭敌人——别无选择，只能吸血于自身经济，摧毁本国公民的资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政府可以依靠法定货币，这是一种完美的工具，既能向个人隐瞒战争的真实代价，同时又能耗尽国家的全部资本，将其推向毁灭。简而言之，战争永远是负和游戏：每个人都是输家，包括战胜国。它不仅失去了自由，还失去了「资本主义结构」---而这是经济走向繁荣的唯一保障。

小编大存按：

战争经济本质是以透支未来换取当下生存的负和博弈。历史证明，无论战胜与否，战争经济终将吞噬社会储蓄、摧毁创新动力，使繁荣根基崩解。当枪炮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者，所有人都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