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这个诞生于 15 至 17 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秉持着 “一国的国力基于贸易顺差所能获得的财富” 这一信念，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等手段，大力积累金银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重商主义曾深刻影响了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而如今，当我们审视中国当代的经济模式，会惊异地发现其中与重商主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如补贴外贸企业、推动货币贬值等，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重商主义的逻辑。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这种策略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引发悲剧性的反噬。特朗普政府挥舞的高关税大棒，便是对中国 “重商主义” 模式的直接挑战，使得中国制造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解构风险之中。

长期以来，中国构建了一套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政策体系，以此推动外贸企业的蓬勃发展。出口退税政策成为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的有力杠杆，通过退还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产业补贴也广泛存在，政府针对特定产业，如钢铁、光伏、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助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此外，低息贷款政策也向外贸企业倾斜，为企业提供了相对低成本的资金，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促进其业务拓展。

在货币领域，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也成为增强 “中国制造”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015 - 2016 年间，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这一变化使得以外币计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下降，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加 “物美价廉”，吸引了更多国外消费者购买，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比例持续攀升，彰显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光伏产业为例，据相关统计，在产业补贴高峰期，该行业获得的补贴资金高达数百亿元，推动中国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大幅提升，一度超过 70% 。新能源汽车也获得了政府政策导向资金的大力扶植，实现了弯道超车，目前中国的电动车的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全供应链生态对其他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造成了降维打击。

中国如此大力推动出口、追求贸易顺差，背后有着深刻的动机。积累外汇储备成为重要目标之一，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充足的外汇储备如同坚实的后盾，能够增强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保障。这一理念与重商主义所倡导的 “财富即出口” 高度契合，认为通过不断扩大出口，实现贸易顺差，就能积累更多财富，进而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重商主义的代价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凭借成本优势迅速崛起，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制造业，因无法与中国低价商品竞争，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美国 “锈带” 地区曾经是制造业的重镇，汽车、钢铁等产业蓬勃发展，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然而，随着中国相关制造业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锈带” 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面临严峻挑战，许多工厂不得不削减产能，甚至倒闭，累计失业人数超过了 200 万，失业率飙升，大量产业工人失业，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打击。

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变得脆弱。对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内需的挖掘不足，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如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外需骤减，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为了维持出口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对低端制造业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往往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一些小型钢铁厂、印染厂违规排放污水、废气，对周边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污染。

全球对 “中国倾销” 的不满情绪逐渐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在各国涌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发起反倾销调查。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仅 2023 年，中国就遭受了超过 80 起反倾销调查，涉及钢铁、纺织、家电等多个行业。这不仅限制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也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使得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愈发严峻。

特朗普关税大棒与中国制造业危机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有着多方面的动机。一方面，美国长期存在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贸易逆差，认为这将有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从所谓的 “国家安全” 角度出发，美国政府以保护本国关键产业和技术安全为由，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等加征关税。2018 年，美国依据 “301 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随后又多次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和税率。

这些关税措施直接提高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以电子产品为例，原本售价 100 美元的中国产平板电脑，在加征 25% 关税后，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增加了 25 美元，导致其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大幅上升，消费者购买意愿下降，中国电子产品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中国相关企业利润受到极大压缩，一些中小型工厂因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倒闭。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选择将工厂外迁到东南亚等地区，如一些纺织企业迁往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利用当地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维持运营。据不完全统计，在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后的两年内，中国沿海地区有超过 5000 家中小型制造业工厂倒闭或外迁，大量产业工人失业，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长此以往，中国制造业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大量工厂外迁，相关配套产业也会随之转移，使得国内完整的产业链条出现缺失，影响产业的协同发展。技术升级也会受到阻碍，企业利润减少，投入研发的资金相应降低，在全球科技快速发展的浪潮中，难以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就业压力更是急剧加剧，工厂倒闭和外迁导致大量产业工人失业，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威胁。

重商主义的悲剧结局？

回顾历史，重商主义在欧洲最终走向衰落。英国作为曾经重商主义的践行者，在 19 世纪逐渐认识到重商主义的局限性，开始转向自由贸易。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自由贸易政策能够让英国产品更自由地进入全球市场，获取更大的利益。而继续坚持重商主义的国家，在贸易摩擦中逐渐处于劣势，经济发展受阻。这充分表明重商主义具有不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适时调整经济政策。

面对当前的困境，中国必须深刻反思经济模式。过度依赖出口和补贴的重商主义模式，已经在全球贸易摩擦中暴露出诸多弊端。中国应积极转向内需驱动和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内需驱动提供了坚实基础，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刺激国内消费，让国内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摆脱低价竞争的困境，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商主义与全球化的兼容性受到严重质疑。全球化倡导自由贸易、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理念与之相悖。未来的国际贸易规则也将在各国的博弈中演变，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自身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特朗普的关税举措只是一个开端，它敲响了警钟，预示着重商主义在现代社会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可能走向终结。中国必须在这场危机中保持清醒，积极变革，寻找新的发展出路。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恰似导火索，将隐藏的问题暴露无遗。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究竟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还是能在危机中成功转型，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发展模式？这不仅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智慧，也关乎每一个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