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风险都是坏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乔恩·丹尼尔森看来,我们需要金融体系承担风险。
伴随风险而至的损失,是健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没有损失的经济体承担的风险不够大,增长速度也不够快。但丹尼尔森认为目前人们对短期风险关注过度,而对长期风险关注不足。“我们善于管理今天的风险,但这是以忽视未来的承诺和威胁为代价的。这就是控制的幻觉。”他在书里写道。
《控制的幻觉》是丹尼尔森于202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问世当年这本书就入选英国《金融时报》年度经济学最佳图书。丹尼尔森在这本书里探究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危机的管理之道。在此书中文版发行的2023年,世界经历了新一轮的金融动荡,美国硅谷银行破产,濒临倒闭的瑞士信贷银行最终被收购,但好在危机没有继续蔓延,避免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再次上演。
丹尼尔森时常感叹金融体系的复杂性,认为金融体系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为复杂的事物。他指出,硅谷银行破产涉及的正是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想要监管人员在一个无限复杂的系统里进行有效巡逻是不可能的”。
尽管人类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但丹尼尔森表示系统性风险相比2008年有增无减,因为2008年之后的金融监管越来越倾向于告诉金融机构如何度量风险,如何对风险做出反应。“由此造成的副作用就是金融机构的行为愈发趋同。”丹尼尔森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丹尼尔森坚信,实现金融稳定的最佳方式是多样性,但自2008年之后的金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多样性的。“金融体系各机构之间的差异越大,监管规则的异质性越强,金融体系就越稳定和多样,投资组合的表现就越好。”他在书里写道。
尽管技术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更好地了解系统中的风险,人工智能在金融体系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丹尼尔森指出,人工智能的角色在面对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是不同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有出色表现,但宏观审慎监管是另一回事,因为它要控制的事件不常发生,每件事都有其独特性,很难通过既往的观察来训练人工智能。
金融的问题永远是关于人的。对于2023年发生的金融动荡,丹尼尔森认为,决策者从中学到的重要一课应该是谦逊。“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已经将问题控制住,但其实他们没有⋯⋯更好的情况应该是问问监管的整体方式能否得到改善这样的根本问题,但这需要谦逊的态度。”
从2008年金融危机吸取的两个教训
丹尼尔森:硅谷银行破产涉及的是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金融体系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为复杂的事物,极其复杂。因此,想要监管人员在一个无限复杂的系统里进行有效巡逻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们很容易在事后责备监管者,说“你们忽视这个是多么的愚蠢”,但我们只能在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才能说出指责的话,而非在事前,所以这样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如果美国的监管人员专注于使硅谷银行崩溃的那种类型风险,他们需要将用于监控其他问题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那么可能导致危机在另一个领域发生。
瑞信的问题可以追溯至金融系统负责人的基本本性。瑞信管理糟糕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最后,银行客户纷纷去把钱取出来,发生了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认为在未来还会发生很多次。这就像是以慢动作观看一辆火车失事。为什么瑞士当局没有在为时已晚之前对瑞信采取任何行动?这又是一次重蹈覆辙。有关当局,尤其是管理这些部门的政客不愿相信事情已经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他们希望问题会自然消失,因为处理这些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丹尼尔森:有关当局从2008年吸取了两个教训。第一是我们需要加强监管,第二则是如果一个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当局必须迅速介入提供支持,比如降低利率或者增加流动性。吸取这两个教训使得我们远离2008年那种危机。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种幻觉。这两种行动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减少机构和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并带来了一种道德危害,因为它带来了政府将保护市场的预期。这些都使得未来有更多可能发生大的危机。
丹尼尔森:我认为重要的一课是谦逊。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已经将问题控制住,但其实他们没有。他们认为已经从2008年的危机中吸取了正确的教训,但他们没有。正确的教训应该是去问:监管金融系统有没有不同且更好的方式。不幸的是,我觉得他们吸取的是错误教训,然后会说金融监管没有问题,只是它们还不够严格。我们将因此看到更强化的监管和更多救助,由此造成的副作用就是不稳定的力量增加。更好的情况应该是问问监管的整体方式能否得到改善这样的根本问题,但这需要谦逊的态度。
丹尼尔森:有两个原因。第一,金融系统是如此复杂,因此想要很好地了解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从而对风险做出预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监管人员需要比私营行业的公司更厉害,因为单个公司只需考虑自己,而监管人员需要把每个公司都考虑在内,观察它们如何互动。这是更难的一项工作,我认为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工作。政治压力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导致未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来阻止危机的发生。每个人都从危机前的泡沫中受益,因此很难采取理性的规则来阻止越矩的行为。
而在危机发生后做什么则变得更简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也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当局有很多权限来做正确的事情,也得到了政治领导人的支持。
丹尼尔森:首先,2008年之后的金融监管越来越倾向于告诉金融机构如何衡量风险,如何对风险做出反应。由此造成的副作用就是金融机构的行为愈发趋同,它们越来越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到这个世界,并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如果发生突发事件,诸如新冠疫情,或者俄乌冲突,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是,一些金融机构购入资产,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则出售资产,不同金融机构的行动可以互相抵消,我们就不会看到价格过度波动。不幸的是,监管愈加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鼓励每个人去购入或者卖出作为对冲击的回应。大家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由此放大了金融系统的周期。用金融监管的技术性语言来说就是,监管是顺周期的。
其次,金融系统越来越相信如果事情变得糟糕,政府会出手救助。用经济学的技术语言来说就是道德风险。当金融机构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救助,它们就更会受到鼓励去承担更多风险,从而陷入发生危机、实施救助的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反映的现代金融监管哲学
丹尼尔森: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控制风险,但通常我们控制的是短期风险,而重要的是长期风险。大部分常见方法强调的是短期风险而非长期风险。但其实是有办法的,我们看到一些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都有非常机智的想法。通过让他们看到长期风险的后果以及在评价决策者时降低短期风险衡量方式的重要性,我们显然可以让决策者聚焦于长期问题。
丹尼尔森:我所称的现代金融监管哲学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重要的风险都需要被衡量和控制。就像办公室控制温度一样,如果温度从22摄氏度升到25摄氏度,你会打开空调,把温度降下来。如果温度降到18摄氏度以下,你会打开暖气让温度上升。这是一个反馈控制机制的成功例子。
监管的现代哲学要把同样的原理用于金融系统。如果风险太低,如同我们在2020年4月所见,因为没人进行投资,就要鼓励人们更多地接受风险,当时是以降低资本要求来实现的。如果风险过高,正如2007年那样,那么就降低风险,当时我们本来应该这么做。
现代哲学的问题在于,它取决于两件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情。其一是认为风险可以被精确地衡量,但事实上不可以;其二是认为自己了解监督者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反应:监督者决定是增加风险还是减少风险,私营部门则据此行事。但我们从2020年吸取的教训是,人们并不了解。不准确的风险测量方法加上对监管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了解甚少,这意味着现代监管哲学从根本上充满了缺陷。
丹尼尔森:人工智能对于微观监管非常有益,它涉及日常合规、发现欺诈、风险管理、滥用等问题。原因在于这些活动源自大量重复事件,提供了很多数据可以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此外,在这些问题上作出错误决定的后果相对较小,也比较容易纠正。
但宏观风险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涉及的是大型银行的失败或者重大金融危机,我们称之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有两个问题阻扰了人工智能的使用。第一,需要进行控制的此类事件发生频率不高,毕竟危机很少发生。这些事件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很难通过既往的观察来训练人工智能。第二,在这些情境下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将是灾难性的,并且难以被矫正。这意味着在任何当前和预期的技术下,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将极大地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个大的危险在于即使我们想要阻止人工智能在这些问题的运用,它还是会以隐蔽的形式发生,我们毫无察觉,直到一切为时已晚。
丹尼尔森:多样性是投资金融市场的基本原则。我们不会只买一只股票,而是会买很多只,因为一只股票的损失可以被其他股票的盈利所抵消。这也应该是金融监管的原则。我们不想看到金融系统机构过于相似,因为这将放大金融周期,无论是景气还是低迷时期,制造繁荣与崩溃。也就是顺周期。我们想要看到金融系统机构的多样性,就像我们想要看到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是多元的。如果监管机构对有创新想法的新型金融机构持积极的开放态度,让它们得到运营许可,这将迅速实现多样性的增长。
丹尼尔森:最大的幻觉是监管者认为他们已经将金融稳定性的问题置于控制之中。但他们没有。因为这种幻觉,金融系统机构被鼓励去迎接错误类型的风险,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将来更有可能发生危机。